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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叫魂》、妖术、乾隆的镀金时代

俊記圖書測評:

《叫魂》、妖术、乾隆的镀金时代、

      1768年(乾隆33年)边升腾起一股妖风,迅速发酵成为为席卷全国的风暴。在弘历的镀金时代,在妖术面前似乎成了风中之烛。盛世之下的危机、官僚机制、清朝对汉族文化的暧昧态度、《大清律例》、弘历的小算盘、普通民众对于权力的幻觉等等搅和在一起。小人们报得大仇,弘历则整饬了吏治,民众们狂欢,倒霉的是那几个和尚。

      作者,孔飞力,哈佛大学博士,代表作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》、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》《他者世界中的华人》,以及本书《叫魂》。

      本书全名《叫魂——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。书中所说的妖术,是民间用于诅咒他人的某种魔法。具体做法千奇百怪,而在掀起巨浪的那种魔法,起源于浙江当地石匠之间的同行竞争。石匠为了诅咒同行,将同行的名字、生辰八字、可能在加上对方身上的某件物品,混合着置于施工工地中,借打桩之机,放入木桩底部,伴随着一下一下的重锤,仿佛大仇得报、快意恩仇,整个人都心情舒畅了。然而,这种做法应该是古已有之,那么1768年的那阵席卷上下的妖风 的起源就很值得深思了。为何偏偏在弘历的盛世之下出此煞风景的恐慌?而风暴的起源地恰恰实在经济相当繁荣的浙江地区。

      作者并没有立马解答我的疑问。他展开了一副盛世图景。盛世就像是“资本主义的前夜”般诱人。仿佛只要再稍微努力一点,就可以率先打开“资本主义”时代。但在“民众意识中的盛世”中,原先的熟人社会涌入了大量的陌生人。由于税收制度的改革,劳役义务被废除,1748年在手工业、商业高度发展的长江中下游地区,粮食稻米价格猛涨,单纯的田间劳作已经不能维持生计了。同一时间,人口大增长,人多地少。而手工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。

      “总有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。他们的出路,并不在于向外迁徙,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,沦为乞丐之类的的社会下层阶级。”“对普通老百姓而言,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,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十分拥挤的社会中,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。”熟人社会中的成长起来的人,如果尚未适应汹涌而来的陌生人,难免会焦虑惊慌。惊恐榜(如果有这个榜的话)第一名的,是肮脏、神秘 的乞丐群体。而同为社会边缘的下层和尚道士群体,时常会被当作乞丐群体等同视之。因为当时没有完善的登记名册,大批人冒充僧人道士,以至于“奸良莫辨”。普通民众对于乞丐、僧道的怀疑、敌意一如既往地存在着,只待合适的气候环境便会大爆发。

       通过“叫魂”的方式控制他人,其中一个重要道具就是头发。真正作法的时候,只要几缕头发就可以。然而,经过口口相传,演变成剪辫子。辫子,剪辫子,对清朝来说意味着很多东西。但,事后来看,这整个事件就是对清朝官僚系统的压力测试,忠诚度测试,情报系统测试以及对于服从度的测试,也是一个筛选整顿程序。从皇帝的角度来说,正好可以借此让越来越默契的汉人官僚团体内斗,重新洗牌。当然,这都是后人的推测,皇帝从来没有表露出此等意图。在书中,皇帝担忧的是妖术祸国殃民。皇帝处理办事不力的官僚都是因“公”。“叫魂”这件事可以替换成任何事物,甚至可以是一件极为荒谬事,越是荒谬,测试效果就越好。任何试图跳出事件本身思考的人,首先就要消灭掉。而剩下的都是愚忠或“识时务地愚忠”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这让我联想到一种对于骗术的说法,越是简单的骗术,越能够筛选出目标群体。所以有些骗术看起来一目了然,却能骗到数量众多的人。因为那些连简单骗术都不能识别的人,才是骗子青睐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然而,尽管皇帝这样看起来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”,实际上,皇帝就像是漂浮在空中。皇帝对于下属的极度的不信任,并不是没有来由的。因为全国上下这么多官僚,真正的监督者只是皇帝一人而已。皇帝的无力感可想而知。皇帝在日常公务中,既不能掀台子,又要带着权威征服官僚。皇帝可以派出情报人员掌握第一手消息,但情报人员的忠诚又如何保证?保证了忠诚,又如何保证消息的准确?

       妖术事件最后的是以纠偏平反结束的,纠偏的是京城的军机大臣。于是给外人的观感是,地方都是刑讯逼供,迂腐,草菅人命,没有犯人也要制造犯人。还是京城明镜高悬,一出场就纠偏平反。果然都是“小鬼难缠”。一开始,地方也没有草菅人命,毕竟地方官是坏,但不傻。这种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案件,枉法裁判实在是没必要。但上面不知道从何来的自信,坚称一定有妖。还处理了几个“办事不力”的地方官。为什么京城一来就可以平反纠偏,因为“首席检察官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”。皇帝一旦明确表示停止清剿,嫌疑犯迅速干脆得到释放,诬告的人得到惩处。“所谓‘叫魂’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。”“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。”

在本书的后半部分,作者详细介绍了清朝的人事考评制度,一是模棱两可的评价方式,二是一切以“迎合”上司为基础。皇帝有两套机制,一套是上述人事考评制度,另一套是秘密情报系统。这一套一套的,只有一个特点——不可捉摸。官僚基于恐惧,紧紧抱作一团,一致对外。皇帝最终沮丧地发现,只要操作者是官僚,最后都化作同一面孔。无论多么巧妙的设计,最后都变成假大空。

       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,叫魂大恐慌是另一幅图景。

       “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,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。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,每个人——无论恶棍或良善——都可以取而用之。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,以“叫魂”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。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,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;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,太贵了一块盾牌‘对想得到好处的人,它提供了奖赏;对嫉妒者,它是一种补偿;对恶棍,它是一种力量;对虐待狂,它则是一种乐趣。’”

“当国家清剿异己时,他们便会抓住这偶然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。只有付出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,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书中提及的其他著作,

史景迁《王氏之死》,

孔飞力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》、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》、《他者世界中的华人》、《中国人对于社会等级的看法》

彭信威《中国货币史》

拉纳《上帝的敌人:苏格兰对巫师的迫害》

《关于中国人的迷信的研究》

孔迈隆《灵魂与救世,中国民间宗教中相互冲突的两个题目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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